【特權很難反省】 1997年5月
政大法律系教授 陳惠馨 許玉秀
對於逾期申請政大教職一事，馬英九先生近日在 535期新新聞雜誌提出說明，馬英九先生的和我們的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。國立大學的經營，用的是納稅人的血汗錢，此事因涉及公益，我們不得不本於學術良知，提出另一種看法：
（一）馬先生提到他已不在政府任職，現在只是一個老百姓根本沒權沒勢，只是提出申請，沒有請託，沒有過問，不覺得自己有特權。
◎這個說法似乎認為當一個人是政府官員時，才可能享有特權，而一個老百姓是沒權沒勢的，這和「人民是官員的頭家」這些現代憲政國家主權在民的共識，顯然有所抵觸。
至於馬先生在政府極高曾任職了16年，享用公共資源在政界、媒體及民間所塑造的光環、魅力和影響力，豈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比擬的？如果馬先生沒有自覺與眾不同，又如何會在申請截止日期將近一個半月，還氣定神閒地提出申請，一般老百姓可能有如此膽識嗎？
◎馬先生只要丟出他的申請書，不必過問，不必請託，就有人奔走連署，平常較少參與系務會議的人也來開臨時系務會議，單單為了一個案討論兩個小時才做出彈性決定。那個老百姓能有馬先生這種福氣？而馬先生對於什麼人如此為他的前途奔波，竟然不知道、不想瞭解，也不在意？
◎特權有許多形式，公職、名氣、友誼、美貌，以及各種人情關係，都可以產生特權，也因此不侷限於一定的時空，不是只有當下用政府官員的權勢作了什麼，才叫特權。
（二）馬先生說申請教職這種事，本來就有很大的彈性，美國很多大學，也常有很多彈性延聘人才。
◎既然馬先生申請的是一份學術工作，大約不會反對我們用比較嚴謹的說理方式看待這種說詞。申請教職這種事，為什麼本來就有很大的彈性？申請教職這種事，究竟比什麼事應該更有彈性？有彈性的地方在哪裡？就在申請的期間限制嗎？這個彈性究竟該有多大？延遲一個半月不算太嚴重的理由何在？
◎美國政府制度採聯邦制，各州有各種各樣的大學，有州立、市立、私立等等，請問「美國很多大學」指的是哪一些、哪一種大學？「常有很多談性延聘人才」指的又是哪一種彈性？
◎就生活各層面的發展，美國當然是一個讓人學習的對象，但是我們也不見得樣樣都要向美國學習。如果上述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我們羨慕之餘想要學習，也應該提出, 為什麼必須在這件事向美國學習的理由。
（三）馬先生說「事實上，也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延後提出申請。」
◎身為政大法律系專任教授，均未在校外兼職、兼課，而且在任教的七年、九年當中，始終盡心盡力參與各種系院事務，我們竟然不知道除了馬先生之外，還有人延後申請？緊急系務會議當中，院長一再強調只有馬先生一案，不曉得馬先生如何得知我們所不知道的內幕？如果馬先生指的是為他破例之後，不只他一個人申請，是不是有倒果為因、顛倒事實之嫌？
◎重新接受申請之後，原已申請而被拒絕的一些人雖然也被邀請面談，卻因出國或其他因素，無法在所定日期出席，請問在這裡真的沒有違反平等原則嗎？
◎第一批申請人的申請案因馬先生一案延遲兩週決定，對第一批申請人的審查長達兩個多月，對馬先生等第二批人的審查卻只有兩個星期，第一批申請人等待決定的煎熬長達兩個多月，對自己的人生規劃、或者另外謀職的機會可能因此受到阻礙，公平正義在這裡真的沒有遭受破壞嗎？
（四）馬先生認為這件事之所以鬧成這樣，只是針對他人，有人在運作。而他不知道是哪些人在運作，不想瞭解，也不在意。
◎馬先生究竟在政界待久了，思考方式與學術界人士有所不同，很容易想起權利的操縱遊戲。如果有人對他提出批評，就叫做有人運作對他不利，那麼 BBS站上也出現支持他的看法是不是也是運作出來的？某雜誌讓他有位自己辯白的機會，難道也該被誣指為和他套招？這幾天突然出現的大學生民意調查，總統和行政院長兩項職務，馬先生都獨占鰲頭，難道應該看成是為目前受到批評的馬先生做有利的運作？
◎馬先生對這些事不想瞭解，也不在意。難道表示馬先生在政界練就了「好官我自為之」的本事，對任何批評可以不予理會？不必嘗試著反省別人的看法是否有些道理？
◎批評馬先生的人，部分是政大的學生，而政大是馬先生想要去工作的地方，那裡的人的想法，他卻能毫不在乎。難道只要能達到目的，不管手段如何引人非議？
（五）馬先生表示他在政大待久了，自然希望能繼續教下去，倒不是非到政大不可。顯然是對政大有感情的，但是：◎他的政大同仁在接近期末時是如何地忙碌，他不知道嗎？除了他以外，沒有人敢於要政大法律系重開聘審程序，如今因而多開了六場面談、三場會議，多出幾倍的工作，在財務始終精打細算的情況下，多付了著作審查費，開會的便當費。他如何忍
心讓他的同仁為他一個人勞累和花費？
◎無論他認為截止期限是怎麼不重要，往後至少政大法律系所公告的期限再也很難取信於人，他何忍要政大法律系為他如此犧牲，又擺出事不關己的態度？
◎馬先生事件對政大法律系最大的傷害，是傷害了同仁和師生的感情，這種感情的受
傷，恐怕不容易回復。
截止期限的迷思
終於確定學生們可以在六月十日截止日期把論文口試本交出去，我三個星期以來緊繃的神經正嘗試著放鬆。神經放鬆的過程很不好受，身心都處於不安寧的狀況。在這個等待回復安寧的時刻，我卻不由自主地哭泣起來，不一會兒就淚流滿面，哭得不能自已。
這三個星期，整個政大法律系都籠罩在馬英九陰影之下，可是在這情緒波動的時刻，我兩個碩四的學生趕著提出畢業論文。原本忙於教師聘審面談和期末趕進度，時間已十分週轉不靈，馬英九風波更讓情況雪上加霜，而兩個學生都已唸到最後一年，辛苦研究了好幾年，我如果不及時將論文改完，他們幾年的努力就白費了。雖然時間緊迫，品質還是不能打折扣。就這樣老師學生三個人，熬夜趕工，不斷討論修改，為了提出一本我能放行的論文，他們熬夜熬得面色慘白，為了不錯過截止日期、耽誤學生的前途，我連吃飯、坐車的時間都用上了。我們慌慌張張、蓬首垢面、面色慘黃地過了這三個星期，就是為了趕上六月十日的截止日期。
為什麼我們要自我設限地相信這個截止日期？為什麼我們不能像馬英九先生一樣，氣定神閒地等著別人替我們更改截止日期？我這個老師為什麼這麼無能，不能去替學生爭取延後截止日期？是我看論文看得太久耽誤了學生的時間，卻逼迫學生要嚴格遵守期限熬夜趕工，我為什麼這麼殘忍？為什麼我這麼愚昧，相信政大法律系所規定的期限是不可更改的？可是我又怎麼知道那一個期限是算數的，而那一個又不算數？
留言列表
